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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，这让我想起在机场时，自己想要做的自我介绍，被他们的冷漠硬生生憋了回去。

    怎么？现在，又想用问名字这一招来建立感情么？我心里这样想着，便决定小小地捉弄他们一下。我改口道：“你们可以叫我‘ajia’”。

    “ajia”并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上海话里的“阿姐”的意思。

    伊万点点头，重复了一遍：“ajia，回见。”

    我咬着筷子强憋住笑，跟他们摆摆手，目送他们牛逼闪闪地离开。

    ☆、第4章 放我鸽子

    我终于消消停停吃完了自己的冷饭。看看时间，已经快一点了，而我三点钟还有课，得抓紧时间了。

    我回到镜湖楼。既然答应了给他们换一个朝南带阳台的房间，就要说到做到，我的办法就是，把会务组的房间换给他们。

    为了方便，论坛的会务组也在这里开了一个房间，恰好就在露熊们两间朝南房间的隔壁。这个房间主要用来堆放一些会务用品，比如接机牌啊，租来的正装啊，矿泉水啊，还有，将近两百袋参会纪念品，等等。而我手上，正好有这个房间的钥匙。

    把这个房间换给伊万和瓦西里其实不影响什么，但唯一的问题是，这个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会务用品需要人来搬到那间朝北的房间去。

    自己配药自己吃，这活只能我来干。好在我一向自诩为女汉子一名，倒不是因为我长得有多么汉子，而是在体力和动手能力上很汉子。而且在上海这座弱rou强食的钢筋水泥丛林里，一向都是女人当男人使，男人当牲口使，我早已经适应了。

    说干就干，我打开两个房间的门，把外面的卫衣一脱，单穿一件短袖t恤，甩开膀子忙活起来。会务组房间的东西看着挺多，但好在没有大件重物，两个房间隔的也不远，我来来回回拿了不下几十趟，才算全部搬好了。我又把伊万和瓦西里的行李推到他们的新房间，这才直起腰，看看他们的房间号，535，再看看会务组的现在的房间号，532，恩，大功告成！

    我满意地擦擦汗，锁上两间房门，又在532门上贴了一张字条，用英语告诉他们，新换的房间是535，可以到前台拿钥匙开门。

    我下到大堂，将535钥匙留给前台老师，交待了一下，就屁颠颠地赶去上课了。

    我一边朝教学楼走，一边在会务组的微信群里留言，说了换房间的事。马上引来几条语音，酸溜溜地夸我，“呦，为帅哥服务就是到位哈！”我也嘻嘻哈哈应承下来说，没办法，抵挡不了美*色*诱*惑啊，他们哭着喊着求我，我就给他们换了。周语马上一条语音发来，说：“你不如晚上就在532住住么好咧，哈哈。”我心里骂了一句：好闺蜜，就跟恨我不死似的啊。

    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还真让她一语成谶了。

    上完课，刚好四点半过，我往镜湖楼赶，遇到崔萌萌，便跟她一道去。萌萌兴致勃勃地跟我打听露熊们的名字，对瓦西里和伊万格外感兴趣。我泼她冷水，告诉她他们都只有20岁，萌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啧啧啧，长相么倒是老灵额！哪能年纪噶小，哎，下不去手啊！”

    我笑话她，口水好咽咽了额，为老不尊！

    我们一路说笑着，很快就到了镜湖楼，大堂里已经有一些参会的学生在等了。萌萌的韩国学生已经到了好几位。周语也在一旁踮起脚数着印度学生的人头。可是我却找不到露熊们的身影。

    坐电梯直上五楼，来到532门口，我看到自己留的字条还矜持地贴在532门上，未曾被人触碰过。我有点儿发急了，一间一间拍他们的门，531，533，535都毫无动静，很明显，他们没有回来过。

    我又急急忙忙下楼，扑到前台，绝望滴看到前台老师递过来的535钥匙。我接过钥匙紧紧攥在手里，在脑子里捋着思路：他们午饭后说出去走走，结果就有去无回，说好的五点集合，现在不见人影，怎么办？我们互相没有留联系方式，他们的英语又不行，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异国他乡，茫茫人海，他们该去找谁，我又该怎么找他们啊！

    在这样悲催的时刻，我居然还在脑补着苦情戏里丢失了孩子的剧情，幻想着自己失神地奔到马路上，捉住一个路人，眼含泪花地问：“你有看到我的露熊们么？高鼻子，大眼睛，长滴可醒目了！”

    周语走过来拍拍我，问道：“q^q，你们帅哥们呢。”

    我无力地耷拉下脑袋，说：“丢了。”

    “哪能啦，你跟他们讲清楚时间地点了么？”

    我不自信地转转眼珠，含糊地点点头。我很确定我讲清楚了，但我不确定他们听明白了么。

    五点钟到了，大巴准时来接人，我目送着其他志愿者引着自己的队伍上车，心里深深地内疚起来。如果下午我跟着他们一道出去，就不会把他们弄丢了。纵使跟在他们身后，忍受他们的傲慢和冷漠，也好过现在这种束手无策的无力感！最重要的是，我现在有什么脸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饭啊！

    我全盘接收下满满一车人投向我的同情目光，同时也满眼幽怨地目送着他们，交汇的眼神被缓缓前行的车子越拉越远，就像看着热闹而丰盛的晚宴跟我dbye。我第一次为自己吃货的本能反应感到惭愧。都搞出国际问题了，居然还想着吃！

    为了减轻罪恶感，我漫无目的地到外面去找他们，可上海滩何其大，哪里找得到啊！

    “d”的铃声再次响起，是导师谢老板：“秦晴，你带的俄罗斯人呢？怎么没来？”

    我心虚地说：“他们下午说出去走走，现在也没回来，我跟他们讲了五点大厅集合的。”虽然心里内疚，但是在老板这里，还是要把责任撇撇清的。

    谢老板到底是老板，硕导的帽子不是随便扣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安慰起我来：“你也别着急，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不会出什么大事。我了解俄罗斯人，他们只有在领薪水和借钱的时候才会准时。”

    谢老板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依我看，他们也不是迟到，多半是根本不想来了，自己白相（玩）去了。”

    听谢老板这样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，但还是说道：“今天的晚宴，大校长和书记都去了，现在缺一支外国学生的队伍，多难看啊，给您塌台啊！”

    谢老板说：“这都好说！我搞得定。只是，你的队伍不好带啊，后面还有好几天的活动和会议，他们老这么着可不行，你得想办法盯牢这帮俄罗斯人，知道么。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说：“知道